说到《离骚》，就不得不说楚辞。翻开战国的书页，触目所及除了滔滔不绝的辩辞，就是艰深枯涩的理论阐释，这是时代环境使然。但是，在卷帙浩繁的沉重文字中，闪耀着一段灵动飞逸、浪漫凄美的动人文字，这就是《楚辞》。《楚辞》与《诗经》一起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，《诗经》开创了现实主义传统，《楚辞》则开创了浪漫主义传统。而其实，《楚辞》不仅是诗歌，也是一个传奇优美的神话。

    中华民族是早熟的民族，当西方民族还沉浸在对上天的神秘想象中时，中原大地上的人们已经在频繁的战乱和复杂的政治 斗争中，提前进入了理性时代。为躲避王室内乱，东周宗族有人携带着大批典籍来到了楚国，这批典籍对楚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但是，楚地毕竟远离中原，中原之地的理性不能完全束缚楚国文化。中原人总将文学艺术纳入礼仪纲常和伦理道德的范畴，所谓“诗言志”，这种功利的目的使中原的文学艺术难免呈现一种凝重的面貌。楚人则不同，当中原地区的人已不再相信巫教时，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。他们生长于巫文化氛围浓厚的地域，保持了天真烂漫的气质，创造出来的艺术便有了灵动自由的性格。

    《楚辞》根生于楚地独特的文化土壤，它的精神与楚人的生活血脉相连。

    清代洪亮吉曾说，“天地之气，盛于东南，而楚之山川，又奇杰伟丽，足以抒人性情”，屈赋的“香草情结”就是楚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反映。楚地气候湿润，土肥水美，为草木鸟兽的生长繁殖提供了优越的条件。楚国山川遍地可见蓊郁的草木，正是这些名目繁多的植物，成就了《楚辞》的芬芳世界。台湾学者潘亮俊先生的《〈楚辞〉植物图鉴》将《楚辞》中的植物分为香草香木和恶草恶木两类，其中，江离、白芷、蕙、杜蘅、菊、蘋、石兰、椒、桂、薜荔、橘、柚等34种植物属于前者，薋、菉、艾、棘、荆等16种属于恶草恶木。“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”，屈原执著地与芳草佳木为伴，对恶草秽木深恶痛绝，这是一个士大夫高洁灵魂的表现。萋萋芳草与崇高品格交相辉映，共同构建了一个馨香的楚辞世界。

    《楚辞》是楚人的“恋歌”。战国时，楚国巫风盛行，人们虔诚地信仰着神灵。为取悦神灵，楚人作了许多祭神和迎神的歌，在祭祀神灵时唱出了对神灵的深深依恋之情，《九歌》就是楚人与神灵的一曲恋歌，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。或许是由于人神之间的巨大差异，《九歌》里的爱恋总是受到重重阻碍而流露出无法相交的无奈和哀怨之情。《湘君》中唱道：“扬灵兮未衱，女婵媛兮为余太息。横流涕兮潺湲，隐思君兮悱恻。”《湘夫人》中唱道：“沅有芷兮澧有兰，思公子兮未敢言。荒忽兮远望，观流水兮潺湲。”湘君与湘夫人同为湘水之神，对他们的爱情的描写中渗入了沅湘之地的风情。《山鬼》一篇演绎了山鬼的爱情世界，“若有人兮山之阿，被薜荔兮带女萝。既含睇兮又宜笑，予慕予兮善窈窕”，这样一个居深山之中的美丽山鬼，却朝夕孤独地与赤豹文狸为伴，眼看着年华老去却不能与思慕之人相见。孑然独立于云雾迷蒙的山间，“猿啾啾兮狖夜鸣，风飒飒兮木萧萧，思公子兮徒离忧”。

    《离骚》之所以打动世人，不仅是因为它传达出了屈原的高洁理想，也因为它本身具有浪漫自由的精神。在现实中碰壁后，诗人将目光转向了神境，“驷玉虬以乘鹥兮，溘埃风余上征吾吾令羲和弭节，望崦嵫而勿迫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朝吾将济于白水兮，登阆风而緤马”，这几句诗中，屈原乘着神兽游走于神界，与神人自由沟通，这当然是他的想象，但正是这种想象赋予了诗歌无限的浪漫精神。

    人越是受到束缚，越是渴望逍遥自由，而乱世中人尤为渴望逍遥自得。生在战国，苦于人世的离乱，《楚辞》与《庄子》一样表现出一种对逍遥之境的追求。有人统计，“逍遥”一词在《楚辞》中一共出现了90多次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说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《楚辞》的逍遥境界很多时候就表现在这种不受时空限制而“上下求索”的思想活动中。屈原作为一个诗人，不仅关心楚国的命运，也关心整个人类的命运，他思考楚国的出路，也探寻宇宙和人类的奥秘。在《天问》一文里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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